你的位置:今晚开什么码 > 今晚开什么码 > 正文

秘书腐败产生的“连环效应”

更新时间:2019-10-08

  当人们还在对谷俊山家抄出的金盆津津乐道的时候,又有媒体发文,其秘书乔希君在逃亡一年后在北京自首,该则报道让官员背后的“二号首长”再次浮出水面,也让人对秘书的权力引发了无限遐想。秘书和领导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生态,更有一些不得不说的事。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,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,也是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
  由于提拔路径不规范,使一些缺乏领导能力或带“病”的秘书被提拔重用,这已成为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灰色带。在现实中,被选为领导秘书大都“官升一级”,但均不用经过公开选拔、竞争上岗程序;又不属于“破格提拔”。

  “秘书与领导具有特殊关系,使得领导在提拔人时,主要考虑的是被提拔者是否‘信得过’。”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,“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,秘书往往是首要人选。”在领导配备秘书时,用谁不用谁基本是领导个人说了算。比如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时,就是由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亲自“钦点”,等等。[详细]

  “河北第一秘”李真曾说:“权力就是金钱,给我1000万元,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。”嚣张拨扈的李真还曾幻想做副总理。不过这些权力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金钱,还有法律的制裁。李真因收受贿赂、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,被判处死刑;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,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,被判无期徒刑;北京市委原书记的秘书陈健,受贿人民币40.9万元,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;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,受贿人民币24.3万元,被处有期徒刑16年;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,人民币50万元,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;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、曹文庄,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“死缓”……[详细]

  “二号首长”有李真、秦裕这样手握权力,显耀一时的,也有“打杂”、“拎包”,恪守本分的。7年前,陈某硕士毕业后考上了国家公务员,一年后,他被调到秘书处,成为一位副部级官员的专职秘书。“我们部门属清水衙门,没有审批权,也没有什么权力,人家没有必要使用诱惑手段,让你置于风口浪尖上。”陈某坦言。“像我们这样的秘书更多的就是打打杂,拎拎包。”他自嘲道。[详细]

  有些秘书不但要负责领导日程安排、来客接待、讲稿起草等事务性工作,还兼顾领导或领导家属的生活安排,甚至有些领导收礼和送礼等拿不到桌面上的事情,也交给秘书去办理。

  从以往案例分析,有些领导和秘书已经成了狼狈为奸、沆瀣一气的腐败共同体——在披露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中,就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。就是秘书出身,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。2013年6月23日,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,被带走调查。郭永祥的秘书、四川省文联办公室主任王升民也被带走。值得一提的是,郭永祥同样是秘书出身。

  对秘书的包容与放纵,同样影响了官员的政治生命。2005年下半年,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谈话,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问题,但陈良宇并不理会。2007年7月26日,中纪委负责人就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答记者问时表示,陈良宇的主要违纪问题包括“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”。[详细]

  由于秘书地位特殊,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,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,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。在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的成克杰贪腐案中,公诉人的公诉书和证人证言材料里面反复提到一个“小人物”——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。1993年底,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,这位周秘书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,并为李平出谋划策道:“现在结婚不现实,没有什么经济基础,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,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。”之后,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功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。

  2008年12月7日,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,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,缓期2年执行。据了解,在此案开庭前,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,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。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,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“推手”,这是陈世礼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。[详细]

  前云南省委书记、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,在位时大肆以权谋私,生活腐化。为包养情妇,利用职权在北京置办了5处房产,在上海则置办了一处价值650万元、占地558平方米的高级别墅和一套价值293万元的豪华住房。由于长居“行宫“,对于国电公司的工作,他先是用电话遥控指挥,后来则干脆叫贴身秘书给公司领导班子下达工作任务,直至案发潜逃出境。还有一种人,通过秘书出面,寻求公权力为其背书,比如刘铁男,有媒体报道,刘铁男得知举报事件后,通过专职秘书王勇要求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对外表态,称举报纯属造谣污蔑。这一紧急表态也导致事件的影响扩大。此后,刘铁男被调查,其秘书王勇也被纪检部门带走。[详细]

  从1996年的“案”到2000年的“慕马案”、“丛福奎案”,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,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。秘书群体的“含金量”如此之大,归根到底还是因为“一把手”权力过于集中。而领导干部自身不正,也很容易滋长“身边人”的权欲观念。

  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、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。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,但实际上,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“依赖”关系,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。“目前有些领导干部‘拐杖化生存’现象严重,他们的权力行为,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。”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年轻干部指出。

  “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的秘书上任后,出于感情和被信任等复杂的原因,很容易形成工作关系与个人感情关系难以分开的现象,甚至由工作服务关系变成可怕的人身依附关系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说,“这样的秘书很容易以‘身边人’身份与领导干部达成默契,只要把握不住,就容易将公权私有化。”

  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,有的秘书越来越“生活化”,照顾领导生活、帮助领导办私事。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,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,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“牵线搭桥”,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“策动者”。中国音协小提琴考级。[详细]

 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,学者梁木生认为:“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‘隐蔽性’既使他们易得到重用,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。”因为假借名义、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,这是秘书弄权的“风险”。